第一部分 死者的大地士兵的合唱

写在门上的一生

我要作证......

事情发生在十年前,然而现在也每天发生在我身上。一直伴随着我......

我们住在普里皮亚季小镇,就是现在全世界知名的那个小镇。我不是作家,但我是目击者。当时就是这样的......一开始......

你是个平常又不起眼的一般人,和周围的人一样。上班,下班,回家。收入不多也不少,一年去度假一次。你有妻子,也有孩子。再平凡不过的一个人!突然有一天,你变成了切尔诺贝利人,变成了一个奇怪的生物!人们都对你感兴趣,却无从知晓。你想与旁人一样,却已经完全不可能。你不能,你再也回不到原来的世界。别人都用异样的眼光看你,向你提问:那里可怕吗?核电厂是怎么烧起来的?你看到了什么?以及,你还能生孩子吗?妻子没有离开你吗?从那一刻起,我们都成了稀有的展品......到现在我们还是被称作“切尔诺贝利人”......听到的人都会回头看着你:他从那里来的!

这是开始那些日子的感觉......我们失去的不是小镇,而是整个生活......

我们离开家的第三天......反应堆还在燃烧......记得我一个朋友说:“还能闻到反应堆的味道。”一种特别难闻的气味。报纸都已经报道过了,他们想把切尔诺贝利形容成一个可怕的工厂,而实际上,他们把它描述得就像动画片。了解它是应该的,因为我们在那里生活。我说的是我自己看到的......是实情......

当时是这样的......广播宣布:不可以带猫!女儿在抹眼泪,因为担心丢了自己心爱的猫,说话都在哽咽。我们把猫塞进箱子里,但它又从箱子里蹦出来,还抓伤了我们。什么家当都不许带!结果我只带了一件东西,就一件!我把房门摘下来带走了,我不能留下它......然后再用木板把门口钉上......

我们的房门......那是我们家的护身符!是家族的遗物,我的父亲在门板上躺过。我不知道这是什么风俗,也不知道别处是不是这样,只是妈妈说,我们家去世的人都要躺在自己家的门板上。在父亲的棺材运来之前,他都躺在门板上。我一整夜都坐在父亲旁边,而他就躺在这块门板上......房门敞开着......整夜都敞开着。而且门板上还有刀刻的痕迹,一直伴随着我成长......标志着我的一年级、二年级,直到七年级,参军之前......旁边的刻痕是我的儿子和女儿长高的标志......这块门板上记录着我们家的全部生活,就像一幅画卷一样。我怎么能丢下它?

我请求有车子的邻居帮忙。他指了指自己的头,意思是说:朋友,你脑子有问题吧!但是我还是带走了门板,夜里用摩托车穿过树林带走了......那是两年后的事了,当时我们家已经被洗劫一空,什么也没有了。警察在后面追我:“我们要开枪了!我们要开枪了!”他们把我当成了小偷。我偷的是自己家的门板......

后来,我带着女儿和妻子去了医院。她们身上有一片片的黑色斑痕,时隐时现,有硬币那么大,不过并不疼......他们进行了检查。我问他们:“请问,什么结果?”“不是给您看的。”“那是给谁看的?”

周围的人都在说,我们要死了,我们要死了。到二〇〇〇年,白俄罗斯人都要死光了。发生事故的那天,正好是我女儿的六岁生日。我把她安顿在床上,她在我耳旁说:“爸爸,我想活,我还小。”我以为她什么也不明白......她一看到穿白大褂的幼儿园阿姨,或者餐厅的厨师,就歇斯底里地喊:“我不要去医院!我不想死!”她无法忍受白色。我们甚至在新家也换掉了白色窗帘。

你能够想象七个剃光了头发的小女孩吗?病房里有七个......够了!我说完了!我在讲这些故事的时候,我感觉我的心在说:你背叛了她们。因为我应当像描述旁人一样描述她......她的痛苦......妻子从医院回来......她无法忍受:“她就是死了也比这样痛苦的好。要不就让我去死,我再也不想看到她这样了。”不,够了!我说完了!我不能再讲了。不!

我们把她放到门板上......放到我父亲曾经躺过的门板上。在小棺材运来之前......棺材小得就像一个放大木偶的盒子。像一个盒子......

我要作证,我的女儿死于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他们希望我们保持沉默。据他们说,这还得不到科学的证明,缺乏足够的数据,得等上数百年才能弄清楚。可是我的生命......可等不起......我等不到了。你记下来......你就写:女儿的藏书网名字叫卡佳......卡秋什卡......于七岁时死亡......

——尼古拉·福米奇·卡卢金,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