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过晚饭，诸北大队老支书独自坐在家里抽闷烟，他对今天下午公社批资学习班突然来抄何喜富家确实有些想不通。

这倒并不是老支书不同意抄何喜富家，而是因为这次抄家似乎把自己这个老支书架空了，用当地一句很直白的民间俗语说，没了他这个“土地菩萨”的位置。

自己少说也当了十多年的大队支部书记，在大队干部中也算资格老一辈了，之前上级不管哪一个部门，凡是对自己大队里的某个生产小队，某个家庭或某个人有问题要处理的，都会提前来自己这里对接一下，也就是说先要拜过自己这个“土地菩萨”。

这次倒好，对何喜富家抄家之事自己一直蒙在鼓里，只不过是抄家的人到村之后让自己带下路而已，要说提前知道还真不如大队里不上“品位”的民兵连长，这个中到底有什么原因呢？。

“咚咚咚”，就在老支书独自想着个中原因的时候，忽听门外有人敲门，进来的是大队农科队长何长安。

何长安是来找老支书商讨养蚌育珠之事的。

上次老支书因为想发展养蚌育珠业，曾动员何长安把农科队长一职让位给何喜富，只是何喜富考虑到这可能给何长安带来误解，果断拒绝了这一职务，只愿意兼任一个技术指导。

这事本让何长安开心，但谁知珠蚌下塘没几天，何喜富则进了批资学习班，而且什么时候能回来至今还是个未知数，这真让何长安日不安心，夜不能寐。

今天何长安下塘检查吊养着的河蚌，发现有几个霉变发臭，这种病变是否会继续漫延，用什么方法防治，何长安急需求解，但整个诸北大队，甚至是整个白塔湖公社，除了何喜富外再也找不出第二个人了，所以何长安急切希望能见见何喜富，当然最好是请何喜富来蚌塘把脉问诊。

何长安如诉苦一般把自己的烦恼全告诉着老支书，老支书也把头摇得像个“拨郎鼓”，他告诉何长安：“我也是有苦说不出，现在上面并不把自己这个土地菩萨放在眼里，来自己大队里抓人抄家也不提前来说一声，下面的老百姓则还以为我这个当支书的要事情，捉弄人的事情总往自己村里兜。”

老支书刚把事情谈到为难处，大队长何梦根和何喜富所在生产队小队的小队长骆云根也来找老支书了。

要说何喜富进批资学习班最头疼的还真算是骆云根。本来他把自己生产小队的养蚌育珠全盘交给何喜富去做，包括起初的规划、插种，后来的管护、经营决策等。

如今何喜富关了进去，骆云根这个生产队的养蚌育珠，既失去了技术指导，又失去了管理上的领头雁，而且归在何时也说不清，这怎能让骆云根不头痛。

骆云根不敢直接找老支书请求要回何喜富，只得先到平时走得比较近的大队长何梦根这里反映自己的心事。

何梦根大队级干部中还是个“嫩头青”，上面也没有多少人脉，只得来找老支书商量。

两个队长接连告急求救，让老支书也突然感觉到这一问题的严重。这不，如果何喜富在批资学习班待个五六天问题倒并不大，如果这一去是半月一月，那热火朝天搞起来的养蚌育珠岂不是全功尽弃了。

老支书决定明天去公社走一趟，反映一下自己大队的这些情况，趁便打听一下何喜富在里面还需几天。

老支书本来想直接找党高官何宝康谈，可到办公室一问，何书记三天前去省委党交培训了，起码还得十二天才回来。无奈之下只得找分管意识形态的姚副书记商量。

姚副书记见诸北大队的老支书一早来找自己，以为是来反映诸北大队干部群众对昨天何喜富家被抄之后有什么反响的问题的，他边起身沏茶边问老支书：“这么早来我这里，是不是你大队的干部群众对我们抄何喜富家有什么好评或意见？”

老支书进来的时候还正考虑如何说起自己对抄何喜富家的一身怨气，现在姚副书记这样一提头，还正好有了自己插入话题的机会，他很快接过姚书的话说：“你不说这事倒好，一说这事则又让我产生满脑子的疙瘩。”

姚副书记疑惑着问：“怎么了？”

老书记快刀直入地说：“这么大一场活动，事前竟然连我这个大队支书面前只字不提，是怕我意志不坚定，还是觉得我该靠边站了？”

“这不是你村主动提出来的吗？”姚副书记听了老支书的话后更是百思不得其解，那天晚上批资学习班老吴来自己这里商量如何利用何喜富这一反面典型，进一步深入开展好割资本主义尾巴活动时，明明说是诸北大队主动要求没收何喜富不正当之得，在诸北大队召开现场批斗会的，现在怎么连老支书都抱怨不知道呢？

姚副书记一个电话打到批资学习班办公室，那头接电话的正是老吴同志。

“老吴啊，你上次说诸北大队主动提出来要求没收何喜富不正当之得，在诸北大队召开现场批斗会，怎么这事连诸北大队老支书也不知道呀？”

“啊，怎么是这样的呀，我这里是诸北大队驻队何红刚和大队民兵连长何志根来提要求的呀，我想这要求总是他们大队集体讨论提出的吗。”

老支书知道了事情的原委，就自言自语说：“原来是这两个丧事桶盘在兜事！”

姚副书觉得这事自己没提前与老支书对接也有所不妥，就主动向老支书道了谦。老支书趁机把话题一转，提出了自己欲请何喜富回队诊治一下湖塘里的珠蚌毛病。

姚副书记说，这确实是给他出了一个很难很难的难题，何喜富是这次批资学习班中最大的一个反面典型，现在正处隔离审查期，不能与外界任何人接触，而且从后天开始又到几个重点大队游斗，不可能抽出时间让他回队整治珠蚌问题。

这时老支书有些坐立不住了，他起身在姚副书记办公室里来回徒步，不一会又突然走到姚副书记面前说：“现在全大队，甚至可以说全公社只有何喜富懂得养蚌育珠技术的，你知道吗？这样很有可能会让我们养下的几十亩水面的珠蚌全功尽弃的。”

姚书记也一摊双手为难地说：“这是何书记走前特地开党委会作出的决定，于我而言还有什么办法呢？再说，这个游斗后天就在你们诸北大队开始，你说一个正在游斗的坏人，我们还当作宝贝似的请他出来把脉问诊珠蚌毛病，这让我们搞革命工作的脸往哪儿搁！”

老支书再无话可说，姚副书记趁机补上一句：“有时候革命真比生产还重要呢。”

“吼！”老支书彻底无语了，只是一声鼻孔出气，走出了姚副书记的办公室，他知道这件事除非跟何宝康书记当面讲，除此之外跟任何人讲都是无用的了，还是回家少资这劲了。

回家路上，忽然想到姚副书记的有一句话似乎透露着一种信息，是否可以让大队里的某些人去做点文章呢！

回家后，老支书当即把大队长何梦根、农科队长何长安、和何喜富所在生产队的小队长骆云根叫到大队室，直接把自己去公社的情况向他们摊了牌。

听老支书把在公社的情况前后一说，平常很少激怒的何梦根倒率先被激动起来：“当干部的那个不求自己大队太平一点，太妈的他一个驻队干部反而带头为我们诸北大队制造麻烦，他